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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言:我怀念那时候的过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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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2-11 14:0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退回去几十年,在山东乡下,并不把阳历年当年。那时,在人们的心目中,只有春节才是年。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——因为,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,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。

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,春节一过,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,春天即将来临。春天的来临,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。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,对小孩子来说,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、穿新衣、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,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。

我小时候,特别盼望过年,往往是一跨进腊月,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,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、很难到达的目的地。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,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,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,而且还惧怕过年。他们的态度,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,当然,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。

我想,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,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,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,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,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。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:“过了年,我又长大了一岁!”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:“唉,又老了一岁。”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,而对于大人,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。

熬到腊月初八,是盼年的第一站。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,粥里要有八种粮食———其实只需七种,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。据说,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,富裕的寺庙,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,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,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。

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,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,支在露天里,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,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,鼓起无数的气泡,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。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,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,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,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。

为了抵抗寒冷,人们不停地蹦跳着,喊叫着。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,虽然饥饿,虽然寒冷,但心中充满了欢乐。后来,我在作品中,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,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。

过了腊八再熬半月,就到了“辞灶日”。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“小年”,过得比较认真。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,晚饭就是一顿饺子。为了等待这顿饺子,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。那时候,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,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。

辞灶是有仪式的,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,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,然后烧半刀黄表纸,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。焚烧完毕,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,然后磕一个头,就算祭灶完毕。这是最简单的。

比较富庶的人家,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,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,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。也有人说,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。这种说法不近情理,你粘住了他的嘴,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,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?

祭完了灶,就把那张从“灶马”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,所谓灶马头,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,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,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。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、生着三绺胡须的人,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,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。

当年,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,其一,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,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———乡下笑话别人脸黑,总是这样调侃:“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。”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。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。“一龙治水”的年头儿主涝,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,“人多乱,龙多旱”,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,其中原因与“三个和尚没水吃”如出一辙。

过了辞灶日,春节就迫在眉睫了。在孩子的感觉里,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。终于熬到了年除夕,这天下午,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,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。而这上坟,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。上坟回来,家里的堂屋墙上,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,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,还有几个像“忆苦戏”里常见的小孩子,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,在那里放鞭炮。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,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。

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,还有几样供品。无非是几颗糖果,几块饼干。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,碗底是白菜,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。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,取其谐音“福”字。这时候,如果有人来借斧头,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。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,大门口放一根棍子,据说是拦门棍,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。

那时候,不但没有电视,连电都没有,吃过晚饭就睡觉。睡到三星正晌时,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。起来穿上新衣,感觉到特别神秘,特别寒冷,牙齿得得地颤抖。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,火苗颤抖不止,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,好像活了一样。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,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。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,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———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。

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,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,此时也是柔声细语。至于孩子,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,过年时最好不说话,非得说时,也得斟酌词语,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,因为过年的这一刻,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。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——“呱嗒呱嗒”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——因此要烧最好的草,棉花柴或者豆秸。我母亲说,年夜里烧花柴,出刀才。烧豆秸,出秀才。秀才嘛,就是知识分子,有学问的人,但“刀才”是什么,母亲也解说不清。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,譬如武将什么的,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。

因为草好,灶膛里火光熊熊,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。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。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。每逢此时,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:从南来了一群鹅,扑棱扑棱下了河。饺子熟了,父亲端起盘子,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,往大门外走去。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,紧紧地跟随着。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,点燃了烧纸后,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。男孩子把鞭炮点燃,高高地举起来。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,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。

回到屋子里,母亲、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。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,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。吃饺子之前,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,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。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:给爷爷磕头,给奶奶磕头,给爹磕头,给娘磕头……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:不用磕了,上炕吃饺子吧!晚辈们磕了头,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,一毛或是两毛,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。

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,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,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,无法下咽,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,后来就改用硬币了。现在想起来,那硬币也脏得厉害,当时,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。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,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,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,孩子们并不在意。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,夜里盛饺子时,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,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。有一年,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,一口气吃了三碗,钱没吃到,结果把胃撑坏了,差点儿要了小命。

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,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。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,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:“财神到,财神到,过新年,放鞭炮。快答复,快答复,你家年年盖瓦屋。快点拿,快点拿,金子银子往家爬……”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,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,让男孩送出去。扮财神的,都是叫花子。他们提着瓦罐,有的提着竹篮,站在寒风里,等待着人们的施舍。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,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,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。

那时候,我很想扮一次财神,但家长不同意。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:一个叫花子,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,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,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,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,待到回家一看,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,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。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,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,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。

现在,如果愿意,饺子可以天天吃,没有了吃的吸引,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,人到中年,更感到时光的难留,每过一次年,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。没有美食的诱惑、没有神秘的气氛、没有纯洁的童心,就没有过年的乐趣,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,为了孩子。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,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,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。

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,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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